于成龙的话，虽然语调语气都很轻，然而听在刘大炮的耳朵里，却当真是晴天霹雳一般，居然第一反应还真的觉得……他说得好像还挺有道理。
毕竟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湖广填川，迁界禁海，这些缺德带冒烟的事儿，好像都是发生在南方的。
抛开民族情感的方面不讲，北方老百姓所面临的压迫无非是八旗兵的嚣张跋扈，杀人不用偿命，以及和抢劫没有半点差别的圈地运动。
但清初时，各地在无战事之时八旗兵外驻其实非常非常的少，一半的八旗驻在京城，剩下的一半要么在辽东老家，要么在直隶附近，一直到三藩平定之后八旗兵外驻重要城镇才成为常例，其他地方就算是有八旗驻扎，也都是临时性质，比如他的潮州城，正常来说如果三藩裁撤顺利，郝多到时候肯定是要调走的。
也就是说除了直隶的百姓直接面对八旗兵，民族仇恨特别尖锐之外，其他地方，只怕是对此也不会有什么感觉，毕竟你就是把满人说得再坏，坏得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可绝大多数普通百姓可能一辈子也见不着一个八旗兵。
而按照这于成龙所说的，如山西、陕边这种地方来说，从原来打仗的地方，变成了做生意的好地方，一下子从全国最穷省变成了全国最富省。
民族大义？能吃么？
而如果在这个逻辑之下多想一层的话，北方诸省之中受迁界禁海影响最大的也就是山东了，然而山东老百姓要是能怀念前朝就见鬼了，打朱棣时起，因为他靖难起兵时山东有个头铁的山炮和他死磕让他死伤惨重，他就对山东人民特别的苛刻以做报复，这就导致山东这地方的白莲教特别的兴盛，而为了剿灭白莲教，这地方的统治就愈发严酷，越严酷，白莲教就越兴盛，后来就恶性循环了，山东老百姓的日子在整个明朝时期好像就没舒服过。
而南方百姓的反应就截然相反了，毕竟无论是士大夫阶层，地主豪强阶层，还是平民百姓的阶层，在明朝时候他们日子其实都还是不错的，至少活得下去，明末时也没爆发什么太大规模的起义。
结果清兵一来，唉呀妈呀~活不了了啊~咱们反他娘的吧~
这样一来，许多事也就可以解释了，比如为什么吴三桂起兵之初，整个长江以南几乎群起响应，吴三桂几乎是吹个气儿就坐拥了半壁江山，然而江北的汉人百姓和汉族将领却成为了清军的主力。
比如为什么王辅臣明明是吴三桂的旧部，甚至有说法说他是吴三桂的义子，但战事之初的时候他本人却并不想反清，后来稀里糊涂的反了之后，西北之地的六个汉人总兵一个跟随他的都没有，反而帮着图海把他好一顿圈踢。
比如为什么这期间京城与直隶腹心之地都爆发了朱三太子起义差点把康熙吓回老家去，而其他北方各省却几乎一点大动静都没闹出来。
比如为什么天地会的势力在南方诸省都能发展得如火如荼，但是在北方除了直隶部分之外，其他分堂发展的都有点不如人意。
这么一想，好像清初时汉族的名臣之中，确实是北方人远远多于南方人，山西人又远多于其他省人，与明朝时候正好是截然相反。
而很不巧的是，于成龙本人就是山西人。
如此一来自然也就说得通，他这样一个道德品行高洁的人为什么会忠心耿耿的当这满清的汉奸了。
乍一想，好像……确实是有几分道理，只是细细思量，却又觉得哪好像不太对。
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怎么就觉得这套理论这么熟悉呢……
想起来了，这不是和某位网红矮老师的历史论调很像么？
“南方人平时不咋呼，一个个脾气好好的，但到了民族危亡的时候真上啊，你看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的都是南方人。”
“北方人平日耀武扬威好像挺厉害，但到了关键时刻反而就没那么厉害了，相反，汉奸出的就比较多”
反正等等等等吧，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这家伙地图炮开得，老流量达人了，关键是这些话乍一听，好像还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而于成龙的这一套理论，与这位矮老师，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之妙了，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
然而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是不是被忽略了：明清之争，不是从顺治时才开始的啊，这仗都打了四十多年了啊，北方人反抗力度明显更小，会不会因为北方人在这四十多年的断断续续的战争之中，早就已经把战争潜力给榨干了呢？否则这满清鞑子恐怕也进不来。
历史上总是如此，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历来的主要对手都是从北方来的呢？
英雄好汉都死光了，那这剩下的，可不就显得汉奸多了么。
换成于成龙提出来的角度来看，好像也是一样的：大多数北方人对满清入关的感受没南方人这么疼，会不会是因为，北方的老百姓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实则已经是惨无可惨，满清就是想压榨，都特么已经没有压榨得空间了呢？
都特么已经触底了，怎么整，他都是反弹的。
所以刘大炮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却是反而当真是来了几分兴趣，索性在海边随便找了一块大石头，拉着于成龙坐下，还分给他一根雪茄，亲自给他点上，见他不会抽却也跟着抽了，这才诚心诚意地问出了一个问题道：“山西，陕西的老百姓日子过得比明末的时候更好，甚至好得多，我信，但这个日子变好，到底是因为满清朝廷的统治比前明的统治更好，还是因为……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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