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不消说了，轩军的战力，“湘系”也好，“曾系”也罢，自认不及；“软”，关卓凡主要把功夫做在了曾国藩父子本人身上。
这几年来，关卓凡不断对曾氏父子本人假以辞色——曾国藩的相位，不断上升，期间更后来居上，越过朱凤标，终于成了首辅；曾纪泽呢，先是卑辞厚币，罗致幕中，主持广方言馆，继而“破除成法”，委以驻英公使之重任，曾劼刚资历既浅，年纪又轻，却一日之间，便成了不折不扣的国家重臣，真正叫朝野侧目。
至于凡和曾国藩见面，关卓凡必有破格的礼遇，以及各种“生活上的照料”，譬如，替他找洋医生、治眼疾、配眼镜，就更不必说了。
碍于老帅的面子，“曾系”就有不满，也只好暂时咽在肚子里了。
另外，关卓凡的手段，算是温水煮青蛙，由外而内，由远及近，由枝而干，不急不躁，步步为营，始终未曾触及“曾系”最核心的地盘——江宁。赵景贤明明署理了两江总督，却不赴江宁本任，始终在上海、扬州一带晃悠，颇有点儿“惹不起躲得起”的意思。
虽然，赵景贤坐镇扬州，整顿两淮盐务，其实是对湘系势力另一种形式的削弱，可是，双方毕竟不算针尖对麦芒，矛盾的冲突，也就不至于达到一个大爆发的程度。
但赵景贤不能一直不赴江宁本任，两淮盐务的整顿，已经告一段落；江宁治安的整顿，必须提上日程，不然，再拖了下去，江宁这块人文荟萃、经济繁庶之地，真的就要成为法外之地、割据之地了。
可是，若行马新贻故事，则不蹈“刺马案”之覆辙也几希！
如之奈何？
江宁的治安，必须得到彻底的整顿，赵景贤的人身安全，必须得到充分的保证，更重要的是——关卓凡要借赵景贤真除江督、赴任江宁的由头，在不生大的波澜的前提下，将“湘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块“根据地”，连根拔除，彻底消除在全中国推行政令一统之障碍。
办得到吗？
嗯，火候到了！机会也来了！
火候到了——有三：
一，两宫皇太后撤帘，洪绪皇帝践祚，关卓凡正式垄断了中央政权。
二，轩军的扩编，经已完成，并藉备战对法战争之机，重新部署，对外的攻守，对内的控制，都形成了更佳的战略态势。同时，各省绿营的整编，皆由轩军一手经理，目下，除了个别偏远省份，其余绝大多数，都已初步完成了。
与此对应的是，湘军、淮军以及其他杂牌军队，十之八九，都已裁撤。
关卓凡已经实现了对中国的军事力量的绝对控制。
三，新疆的收复，使关卓凡的声望，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用兵新疆之前，朝廷内部，不是没有争议的，虽然没有到原时空“塞防”、“海防”之争的程度，但是，明里暗里反对的人，其实相当不少。
有人说，新疆“既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以百万计，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即是说，新疆就收了回来，也是个赔钱货——“漏卮”，维持新疆的花费，远远大于能够从新疆得到的好处。
非只如此，在“内有非我族类，外有强邻窥伺”的情况下，“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因此，何苦“出塞万里，靡耗无数”？
况且，“新疆非我腹心，失之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因此，“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
另外，“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国家兴作、洋务海军，岂非善之又善？”
持以上论点的人，不见得都真心认为“新疆万里穷荒，得之何益于事”，但是，他们几乎每一个都认为，新疆太远了，这一仗难打！
高宗平准、平回，花了多大的气力？那还是大清最鼎盛的时候！而且，实话实说，平准、平回，最后收功，多少也有一点儿运气的成分，个中曲折反复，官军吃了不止一次的大亏，甚至有差一点儿就全军覆没的时候！
乾隆朝家底儿厚，经得起折腾，周围也没有真正敢浑水摸鱼的；现在可不一样，国家刚刚恢复元气，还不好和乾隆盛世比，放眼周边，更加是强邻环伺——尤其是那个俄罗斯，狼子野心，非止一日了！
一句话：输不起。
还有，姑且不论输赢，单是战事迁延，就受不了了——新疆遥远苦寒，万里转输，军费多少倍于内地？时间一长，国家财政，必然吃不住劲儿；同时，也必然给俄罗斯之流以干涉的藉口。
可是，不好明着对西征大军的战力、后勤表示怀疑——西征大军的主力，是轩军展东禄部；后勤，更是由轩亲王亲自提调，于是，只好拼命贬低新疆的战略价值，希望朝廷可以因此而三思后行。
认为“这一仗难打”的人，不止于国内，国际上，对中国政府收复新疆持悲观态度的，亦为数不少，其中之最“悲观”者，要数俄罗斯人。莫斯科朝野上下，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收复新疆的那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这是俄罗斯在暗地里积极支持阿古柏的最重要的原因。
谁能够想得到，不过一年时间，偌大一个新疆，就干净利落的拿了下来了呢？
国内，原本的疑虑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面倒的歌功颂德；国际上，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再认识”正在发酵——这个，暂且容后再表。
总之，轩亲王的声望，如日中天。
以上谓之“火候”。
机会呢？
自然是指黄翼升、张平安勾连李世忠余孽，有不逞之图。
虽然，关卓凡对曾国藩说，“‘四大金刚’供出来张平安的名字后，我就打电报给赵竹生，这个案子，到此为止，不要再查下去了”，但事实上，这个案子，台面上由两淮盐政衙门出面，实际上却是军调处主办的，说是“不要再查下去了”，可是，该掌握的证据，一样没少，什么也没耽误，唯一的区别，不过在于这些证据，拿出来还是不拿出来？以及什么时候拿出来？
一句话，“引而不发”罢了。
这一层，曾国藩自己，未必就不是心知肚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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